最后，需要指出，虚拟人的人格权虽然可以转让，但其转让的自由度同样弱于虚拟人的财产权，由于虚拟人人格权具有元宇宙中社会中的认知功能，故而其只有在不造成人格混淆的前提下才会被允许转让。

结语 元宇宙社会作为一个开放、智能、多样的社会样态，其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元宇宙中民事权利制度设计 元宇宙引发民事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深刻变革，那么，就有必要重新设计元宇宙中的民事权利，总体而言，有两种设计思路：其一，抛弃既有的民事权利人身与财产的二分逻辑，重新建构元宇宙中的民事权利。

然而，在虚拟物范畴，创新概念则与之可复制性无关，只要虚拟物具有可用性，对其复制便具有价值。元宇宙则是趋向去中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自然人人格权从根本上讲系要保护主体作为法律意义上人的资格不受影响，其所包含的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内容均旨在于保护主体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不受非法侵害。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一般以交付为标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一般以国家登记为标准。然而，虚拟物确权的隐秘性和不可逆性，使得虚拟物即使在无权转让的情况，也难以寻求对于主体主观状态的判断，更无法寻求中心机构给予的居中裁判和认定，故而，即使在无权处分情况下发生的虚拟物交付，亦会产生不可逆转的法律效力，而对于所有权人所造成损失，只有选择其他损失弥补的方式完成救济。

然而，虚拟物与主体同时存在于元宇宙空间中，由主体直接使用。NFT的隐秘性和不可逆性与动产和不动产的身份认证及可逆性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将极大改变与之相关的物权转让制度设计。四、法学知识的代际综合命题 迈向刑法教义学是刑法学此番知识转型的目标，以德日刑法学取代苏俄刑法学是其重要体现。

由于立法本身不可能完备，为了防止由于法律漏洞而放纵犯罪，类推制度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下，刑法所要求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曲新久，2010：7-10） 但是，大家对罪刑法定的认可并非仅仅基于学术理由，前文所引的陶希晋的看法就是出于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学界更是将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与祛除文革遗毒联系在一起。我国1979年《刑法》完全照搬了苏俄刑法对犯罪的定义，第十条对犯罪的罪状进行了列举，而这些行为的本质在于社会危害性，一切……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强世功，2009：24）这种看似无所不在的惩罚恰恰造就了最不安全的社会，法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当然，这种价值诉求被学者们有意地隐藏，从四要件到三阶层的转变无关历史，无关政治，仅仅关涉学术，关涉逻辑（陈兴良，2012c），三阶层理论的采纳只是去政治化的一个环节，最终需要构建与政治无涉的刑法思维理论、方法论和学术体系，这套全新的刑法知识体系就是取自德日的刑法教义学。

本文的分析丝毫不是否定这种知识转型，更多的是要表明，去苏俄化并不是理所当然、单纯的学术事件，而是政治变革的附随产物。无论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要求离婚的当事人，还是阴谋攻击伟大领袖的坏人，都是反革命的，都处在革命斗争的对立面上。刑法学界摒除苏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自觉的阶段，1997年《刑法》酝酿制定过程中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可以看作对苏俄刑法理论重实质主义的否定。主张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学者认为，四要件学说不仅会导致社会危害性的一枝独秀，也无法回应某些特殊情形中的逻辑悖论，如按照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条件，不负刑事责任的人无罪和紧急避险的人无罪没有区别，而阶层论能够很好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在苏俄化刑法中，国家更为看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以类推制度扩展刑事法网，以此实现对社会上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罚，最终维护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公共利益。（二）两个三十年的法学意涵 法学传统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由具体的学术群体所承载的。刘艳红，2008，《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载《环球法律评论》第1期。陈守一，1980，《新中国法学三十年一回顾》，载《法学研究》第1期。

王汉斌，1997，《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阿雅尼、魏磊杰［编］，2011：124-125）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法治进程，前苏东国家的法学界开始摆脱苏联法学的影响，美国法强势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去苏俄化公开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市场经济要求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保护私有财产权、支持契约自由、支持竞争，所以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民商事法律就自然会发展起来。（一）斗争逻辑下的革命法制 学术界归纳出两种革命传统，一种是以法国、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模式，另一种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模式。

陈兴良，2006b，《社会危害性理论：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载《中国法学》第4期。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谷，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处于探索之中，政治改革要在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之间维系一种平衡，官方依旧搁置了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所以去苏俄化更不可能直接提出。邹兵建，2015，《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当代图景》，载《法律科学》第6期。但是这两者都与改革开放后逐渐引入的刑法理念相冲突，无论是类推制度还是活跃的刑事政策，都侵蚀了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帝王条款的根基。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的假设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使自然状态下的生存难以为继，若不签订契约进入政治状态就会遭遇灭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3，《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载《人民日报》11月1日，第6版。

⑨第二个阶段是最近十多年来由陈兴良、张明楷等引领的，借助德日刑法学的理论来对传统刑法学展开知识性反思。（陈兴良，2010：4-5）本文难以对所有问题做全面的考察，重点将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犯罪论体系的变化等问题切入，分析刑法学界对去苏俄化的阐述。

②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法律革命及其知识转型受到的重视程度迥异，前两次法律革命及其影响已成共识，但学界对改革开放后法治传统的延续与断裂没有相应的理论自觉，而是将其视为政治、经济改革后法学界自然而然发生的。其第六条对危害社会行为的界定本身是笼统而兜底性的规定，只要是破坏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定秩序的行为都被归为危害社会行为（犯罪行为），这种法定秩序的依据不一定是刑法，苏维埃工农政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切秩序都可能成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在人为地构建起公私对峙之后，刑法学的基础理所当然地要转到后者上面来。公丕祥（主编），1999，《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邵六益，2017a）程序主义需要建立在参与主体的一定的知识、物质基础上，在农业、农民、农村占主导的国情下，政法传统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对底层群众的照顾，但这需要有一个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来不断平衡——否则法律必定会偏向于那些更有能力掌握法律话语的社会精英阶层。对于这类婚姻纠纷，法官在判决时不仅要看法律的规定——1950年《婚姻法》第十七条将离婚自由赋予男女双方——还要关注能否实现对当事人的思想改造，出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离婚纠纷，实质上就是婚姻与家庭方面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具体反映。刘艳红，2011，《犯罪构成体系平面化之批判》，载《法学研究》第5期。黄源盛，2014，《中国法史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清除或者限制了不同层面的价值判断。而三阶层则更符合形式理性的要求，可以保障人权，符合普适标准。

但是，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陶希晋看来，是否采用罪刑法定原则并非出于学术的考虑或国际趋势的影响，而是根据政治形势做出的实用主义考虑：我们的立法是倾向于罪刑法定的。在全国人大法工委1988年底的一份建议稿中，放宽了类推的适用条件，并取消了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核准的限制，这种让步在学界导致了极大的反弹。

张文显、于宁，2001，《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载《中国法学》第1期。张明楷，2010，《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第4期。

中国虽然化解了政治变革的风险，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法治领域的革命早已开展，这种转变与市场经济改革直接相连。即便贯通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变得必不可少了，学术界也一定要不断强调，跨越李斯特鸿沟只是在思维方法上推进了犯罪论体系的实质化水平，并不能改变形式理性、罪刑法定的形式化原则，这些都是罗克辛贯通所无法消化的硬核。当然，不管是适用四要件还是三阶层，在这个例子中判决的结果是一致的。施米特敏锐地发现，近代以来，当我们谈论法治时，其实已经接受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法治观，那就是建立在公民自由的预设上的公私对峙和权力分立原则。

（陈兴良，2007：122-123）第二，构成要件本身就是由法律规定的，具备该当性的行为一般就具有违法性，违法性判断就不再关注行为是否违法，而是要发现行为是否不违法。第二个阶段是自觉的阶段，陈兴良于十多年前明确提出去苏俄化命题以来，犯罪论体系重构、刑法教义学化等都可以归入这种努力之中。

个人的观念被引入中国后，重塑了国家／社会-个人关系，从此个人权利至上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国家不能代替公民个人进行价值衡量，也不存在抽象的公共利益。在社会契约理论的语境中，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国家权力都要来自人们的授权，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让渡自己天赋的权利，进入政治共同体，接受公权力的管辖？不同经典作家给出的回答是不同的，但基本上是出于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理由。

无独有偶，苏联法院也以婚姻的继续保持是否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作为判断是否判决离婚的重要标准。我国刑法也将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犯罪的核心标准，所以第十条将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纳入刑事法网的规范之中。